论结构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

　　一、结构主义理论的内在意义和早期译介传播

　　本世纪60年代后期，结构主义理论开始在西方流行并风靡西方学术界，这是一股取代了萨特的存在主义而占据战后法国文化学术界并轰动欧美各国的社会文化理论思潮。这一理论学说其实最早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学说，它是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所作的一种理论的发展和改造。结构主义理论本身特别强调一切事物整体模式的总体研究，从文学研究方面来讲，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一种文学文本的内在“深层表意结构”。在很多方面，它也犹为注重采取某种高度抽象的主观表现方式去表现多种事物的内涵结构或深层结构，因为它认为，一切事物的结构都可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其中，表层结构是显现于事物表面的、外表化的结构体系系统，特征是外在的、感性的、可感知的;深层结构则是隐藏或隐含在事物中的内在结构或模式化系统，特征是内在的、理性的、不可感知的，往往只能用抽象手段把它概括出来。可见，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借用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那种注重事物客体的、客观分析的科学主义表现方式，把一切事物研究的重心转入了事物本身的内部结构的结果。这样，它放弃甚至排斥社会文化环境在事物研究中的合理化作用和功能，并极端地以单纯客观语言模式去建立多种事物研究的普遍模式或规律，甚至把它当作研究万事万物的普遍模式或规律，这是结构主义理论方法所存在的不足。目前，运用结构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已遍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理论等各个领域，例如：目前已经有了结构主义心理学、结构主义历史学、结构主义数学、结构主义文艺理论、结构主义美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西方结构主义理论代表人物有：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福科、阿尔杜塞、巴尔特、格内马斯、托多洛夫、热奈特、皮亚杰、雅各布逊等人。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法国的巴尔特、德里达等人对结构主义理论的反叛与放弃，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的西方已经成为了过眼烟云。而此时，结构主义批评开始正式进入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在中国的文学学术语境中，它就像是一个新生时代的宠儿，引来的是对它高度的关注、大量译介和广泛的传播。最早介绍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并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中国文学作品的是台港学者，像张汉良、郑树森、周英雄等人，都曾对结构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和把结构主义运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其中，台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张汉良先生，就曾大力倡导采用结构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研究唐代传奇，并不遗余力地将唐代传奇按照新的诠释方法予以重新通盘整理，使得唐代传奇被赋予了新的文学意义，他这样做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层次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90年3月，周英雄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中，通过《结构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文学研究》和《结构、语言与文学》两篇文章系统地介绍和评述了结构主义批评的内在本质以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他认为，由于结构主义理论较为注重事物的内在“构造“和” 关系“的理性(这是从整个结构主义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地推衍出来的)，因而它具有反经验主义和反历史主义两大特征。根据他对雅克布逊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特别是对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理论的探讨，认为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否适合中国文学批评实践，是一件很难下结论的事情，应该视个别情形而定，或者利用一种特别的结构主义理论研究方法来特殊处理中国文学批评。此外，在后一篇文章中，周英雄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所谓结构主义神话学理论又作了综合评述，比较了神话与文学之间的差异性特征，提出了较为宣明的观点：“神话的内在结构，历经时间与空间的冲击，而不改变其原形，同时神话重内涵更甚于表现形式，因此个别神话之间屡有雷同之情形，其用意即要一而再，再而三反复重申。然而文学的情形则不相同，文学除了表现人性的共同性之外，也重表现形式，而此表现方式往往直接受语言，或间接受社会文化影响”，周英雄之所以要给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下这样的结论，理由在于他要告戒人们：在借鉴任何别人的理论时，不能只是单纯的“拿来”了事，要特别注重分辨其功能和范围界限，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要分别加以区分地予以接受。总的来讲，周英雄的对结构主义理论的研究，在台港学者的这一理论的研究中是比较突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中国这一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这为结构主义批评开始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而且为以后结构主义批评在大陆的译介、传播和研究架构了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