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在职研究生注意—冷战后日本社民党的新变化

　　原标题为：冷战以后日本社民党(社会党)的新变化

　　国际关系在职研究生频道讯：当下，中国与日本正面临着自冷战之后最为紧张的时候，最为国际关系的学员，我们应该做到“知己知彼”，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加好的判断。本文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在苏东剧变以后，日本社会党无论是党的基本理论还是内外政策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日本社会党在匆忙与混乱之中进一步调整了其基本理论以及一直坚持的传统政策，甚至将党名改为社会民主党，但这并未阻止其逐步下滑的趋势。尽管社会党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上台执政的理想，但在与夙敌日本自民党合作期间，由于大幅调整其基本政策以迎合自民党和保守势力，社民党在左与右之间迷失了方向，致使其力量和影响不断缩小。最后，社民党(社会党)从原先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第二大党成为一个毫无作为的小党。在退出执政联盟后，社民党重新回归执政前的政策，并保持固有的革新特色。目前，社民党在众议院拥有6席，在参议院拥有5席。这说明社民党在冷战以后的发展日渐式微，已经很难重现昔日社会党的辉煌。尽管如此，作为革新政党和反对党，社民党仍然在日本政坛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一、基本理论的新变化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发展多年停滞，日本社会党开始转向，即从以左派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向西欧社会民主主义靠拢。1986年，社会党通过了新宣言，即《1986年宣言》。新宣言规定党的性质不是“阶级政党”，而是“代表所有国民并向所有人开放的国民政党”。新宣言放弃了过去一贯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出“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不变的根本理念是对人的尊重”，(注：[日]饭塚繁太郎等《结党40年•日本社会党》行政问题研究所1985年版第3页。)也就是人道主义。因此，“已有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日本社会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其方向也不一样”。强调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议会制的范围内通过分权、参与和自治，进行渐进的改革，“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进入社会主义。新宣言不仅取代了此前一直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派纲领《日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它全面改变了过去的路线，“否定了过去的激进路线，更加接近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注：参见1989年7月19日《人民日报》。)这说明，社会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革新色彩在逐渐淡化。

　　但社会党下决心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理论基础还是在苏东剧变之后。冷战的结束使二战后日本保革对立政治存在的基础消失了。在此形势下，日本社会党于1990年召开了第55届全国大会。大会再次强调，社会党“无论就其性质还是基础而言，都是代表所有国民并向所有人开放的国民政党”。大会决定从党纲中删除“和平、民主地实现社会主义”等字句，改为“选择社会主义最民主的方针——社会民主主义”。1991年，社会党认为，冷战结束后，“代替以经济效率为首的价值观，以生活和心灵的充实为最大价值的时代”开始了。这是“新宣言”后的新的现实。为了创造性地发展“新宣言”，“鲜明地提出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方向的新政策”，社会党在“新宣言”的基础上对党进行改革，并设立“新宣言”改正作业委员会，起草新的宣言。1993年6月7日，社会党在经过党内讨论后发表了《对政权的挑战——93年宣言》。

　　《93年宣言》鲜明地提出社会党“是以新社会民主主义为基础的国民政党”，其基本理念是“自由、公正、合作”。以此为基础，“实现和平、人权、环境、福祉、分权的基本政策目标”。“通过公正的多样化的手段，一步一步地实现将理念和政策目标具体化的以生活优先的社会，这个持续的过程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宣言”还指出，“苏联、东欧的崩溃证明了一党专政、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生产手段国有化等社会主义手段的错误。”社会党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但“为了进行公平的分配和保护环境，公正的规制是必要的”。因此，社民党“以市场经济与公正的规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混合经济为基础，以议会制民主主义为基本，辅以直接民主主义”，“取代经济效率优先的价值观，创造以生活和心灵的满足为最大价值的时代”，“高举以公正、公平为重点的政策，与以偏重竞争的保守党进行对抗”。“宣言”提出，社会党将“与保守自由阶层共同携手，以创造性地发展宪法为基础，建立联合政权”。(注：《对政权的挑战——93年宣言》，载于《社会党月刊》1993年第7期。)因此，《93年宣言》实现了社会党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

　　但是，社会党的转型并没有挽回其下滑的势头。在1993年的大选中，社会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其议席由原来的134席锐减到70席。这次惨败对社会党震动很大。但社会党坚持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并没有改变。相反地，在加入联合政权后，特别是其委员长村山富市作为首相上台执政后，社会党全面改变了其传统政策，如放弃“非武装中立”的立场，承认自卫队符合宪法，坚持日美安保条约，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派兵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承认“日之丸”为国旗、“君之代”为国歌等。随着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和基本政策的大幅修改，社会党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也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这一点，党内各派已达成共识，并酝酿成立新党。1995年3月，社会党提出《95年宣言——新的基本价值和政策目标》。

　　《95年宣言》提出要“对应冷战和55年体制崩溃后市民的政治意识的变化”，集结“民主主义、自由”势力组成新党。“新党不是狭义的国民政党，而是担当新时代重任的宽容的市民政党”。新党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基本理论。“社会民主主义是在社会各领域为实现自由和民主主义的改革运动”，其基本价值是“公正、共生、和平、创造”。这是新党的政策和社会秩序的基础。(注：《95年宣言——新的基本价值和政策目标》，载于《社会党月刊》1995年第4期。)1995年9月，社会党召开第63次临时大会。大会作出了解散社会党，成立民主主义的、自由的新党的决定。11月，社会党召开社会党建党50周年大会。大会对社会党建党以来的历史作了总结，认为“社会主义的反体制思维……在战后资本主义的活力面前有其局限性”，因而决定同社会主义路线诀别。

　　1996年1月，日本社会党在第64次临时党大会上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大会通过了社民党的基本理念、基本政策和党则。党则规定社会民主党是“由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等各界人士参加的开放性政党”。社会民主党“将创造最尊重人的尊严、公正与公平、自由与民主以及人的个性与团结的文化和社会，同时社会民主党遵守日本国宪法主张的主权在民、永久和平、基本人权和协调的理念，创造性地发展理念”。

　　尽管日本社民党的基本纲领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基础，但其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解存在不足，并时常引起分歧和争论。早在《93年宣言》出笼时，社会党党内就对社会民主主义观进行非议。只是在新党运动遇到挫折、社会党分裂以及民主党诞生之后，社民党才将党的基本性质再度转换为社会民主主义。社民党成立后，设立了“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中心”，跟踪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新动向，努力进行“社会民主主义构想”理论研究，以弥补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解的不足。2001年，社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发表“社会民主主义宣言”，以统一党内认识，加强党的建设。但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的这个宣言，直到2004年4月日本社会民主党第九次临时全国大会才提出第一次草案，即《社会民主主义宣言2005(第1次草案)》(以下简称《宣言》)。

　　《宣言》指出，“社会民主主义是保障人们多种的价值观和个人的尊严，在社会所有领域高举扩充、实现民主主义的理想。在努力构筑体制的同时，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构筑尊重联合与相互协调的社会。”(注：《社会民主主义宣言2005(第1次草案)》，2004年4月。)宣言指出，日本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和平、自由、平等、共生”。这四个理念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是“社会生活的维持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此外，日本社民党已经完全抛弃了社会党时期的“革命”概念，而走上了和平的、通过选举来实现政权更迭的议会道路。《宣言》指出，要“重视议会制民主主义的机能和作用”，绝不能使其空洞化和形式化，并要通过强化直接民主主义、充实情报公开制度来“完善议会制民主主义”。

　　二、基本政策的新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党在发表新宣言后，即开始采取比较现实的政策，对以前固守的政策也采取灵活的态度。1987年，社会党书记长山口鹤男发表社会党政策新见解，承认日美安保条约是“现实存在”，主张把自卫队限制在“专守防卫”的范围内。这就是所谓的“山口见解”。1989年8月，山口又提出关于在野党联合政权的政策新见解，主张在政治上以民主和自由作为基本出发点，经济上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外交上继续坚持日美安保条约，并承认自卫队的存在。9月，土井在党的第五次政策会议上也表示，社会党的目标是建立联合政权，并以保持迄今政府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为前提，即继续维持自卫队和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注：[日]加藤宽、田久保忠彦、吉田忠于《社会党の政策お衡く》启正社1989年版第206—222页。)这就是所谓的“土井提言”。但社会党政策的大幅调整是在其参加联合政权尤其是与自民党组成内阁期间。

　　1994年，社会党与自民党两个在冷战时代互相对立近50年的政党组成联合政权。由于社会党的实力在冷战以后已经大不如前，因此，尽管社会党党首村山富市任内阁首相，但占据内阁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自民党。出于联合政权的需要，社会党逐渐调整、修改传统的内外政策，使其与执政党地位相适应。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党调整、修改政策的实质是要向自民党靠拢，维持联合政权。1994年9月，社会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在经过激烈的讨论后通过了《我党对当前政局的基本姿态》的决议案。决议指出：“冷战结构和1955年体制已经崩溃，社会党已经变成支撑首相的负有责任的政党。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党对于包括安全防卫政策在内的重要政策要加以修改。”(注：参见1994年9月4日[日]《产经新闻》。)这主要包括：(1)关于自卫队。决议根据裁减军备的方针，承认自卫队是为了自卫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实力组织，并认为现在的自卫队是在宪法的范围内设置的。(2)关于日美安保条约。决议指出，继续坚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3)关于“太阳旗”、“君之代”和二战结束50周年的问题。决议指出，我们党认为“太阳旗”是国旗，“君之代”是国歌。这种认识在国民中间已扎下根来，我们党尊重国民的认识。(4)关于能源问题。我们党认为已在运转的核电站是在确立替代能源之前的一种过渡性能源。

　　在对党的基本政策作出大幅修改后，社会党开始了由过去的“抵抗政党”向名副其实的执政党过渡的历史性转变。然而，让社会党始料不及的是，社会党的变脸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保守政党和保守人士的认同和接受，相反，后者仍然把社会党看成是革新政党。更重要的是，社会党因此造成了党内的矛盾和分裂，并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可以说，这一时期是社会党(社民党)最动荡、变化最大、实力和影响最小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党(社民党)的地位和实力一直在下降，即从最大的在野党逐步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并从一个特色鲜明的政党成为了一个毫无特色和个性、毫无吸引力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以期实现脱胎换骨的变化。与此同时，社民党也在努力探索一条不同于原社会党和保守党的道路，以吸引选民的支持。

　　1998年6月1日，社民党解除对自民党的阁外支持。这意味着社民党中止了与自民党近四年的合作关系，开始了党的再建与政策的新探索。此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全面胜利极大地刺激和鼓舞了日本社民党。在社民党看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胜利是维护了处于“市场至上”的欧洲社会中的弱小群体的利益。因而，要努力实现“联合与共生”的社会，实现社会公正。正如社民党党首土井多贺子在当年举行的社民党临时全国大会上所说的，要“将(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与政策贯彻到具体的行动中去”。1999年，社民党提出，今后党要作为(与执政党)对抗的轴心，提出鲜明的政策。经过多年的探索，社民党提出了一套具有革新色彩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缔造令人安心的生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社会保障。日本社民党认为，在高度经济成长过程中日益庞大、僵化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在经历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已经不适应高龄化的日本经济社会形势。针对自民党削减支出、提高保险费用等增加国民负担的措施，社民党认为，现在是向高福利、适当负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转化的时候了。社民党认为，未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要向五个方向转化：从被给予的福利向作为权利来选择的福利转化;从偏重现金给付向充实服务给付转化;在抚育儿童和教育孩子方面，扩大对家庭的给付;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分权型的福利;从设施的隔离向地区的共同生活转化。具体来说，就是建立信赖、公平、安心的年金制度;实现可选择性;提供安心的医疗;援助家庭;创造与残疾人共同生活的社会;住房是福利的基础等。(2)雇佣劳动。这主要有：通过雇佣创造安心、安全的未来;在生活重建方面最优先的是雇佣、失业对策;将《雇佣继续保障法制大纲》具体化;建立重视女性、年轻劳动者的政策、制度体系;再构筑日本式长期雇佣的惯例;扩大残疾人就业机会等。(3)创造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这主要有：使人、地区充满活力的经济活性计划;中小企业和地区充满活力的自立型经济等。

　　(二)缔造可信赖的政治。社民党认为，有必要对日本政治目前存在着的腐败体制进行改革，缔造干净、可信赖的政治。这主要有：(1)确立作为“政治原点”的政治伦理和推进防止政治腐败的措施。如禁止企业、团体献金;推进政治资金公开制度;修改政治伦理法;对政党助成法进行适当的修改。(2)实现反映民意的公正的选举制度。如修改以比例代表为中心的选举制度;进行非限制性名薄式的转换;反对削减议员定额。(3)推进国民参加政治。如实现18岁选举权;完善海上投票;保障确立候补权;重新评价选举运动;保障残疾人行使选举权。(4)进行以国民为本位的开放的民主的行政改革。如集权、官治向分权、自治进行转变;确立保障“知情权”的信息公开法;推进参加行政;致力于符合国民需要的事业、政策;强化国会机能;导入咨询的国民投票制度。(5)实现民主的透明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如撤回2001年12月阁议决定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大纲》，实现彻底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保障公务员的劳动基本权;废除封闭的特权的公务员职业制度;保障公务员的政治中立性等。(6)反对国家监视社会，维护个人私生活权利。如从根本上修改个人信息保护关联法;制定保护隐私法等。

　　(三)缔造和平。社民党认为，21世纪的世界必须从军事集团之间的对立和均衡体制向构造以多个国家之间的信赖和协调为基础的新安全保障体制转变，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和平宪法的理念，实现非军事的和平。社民党强调，关于转变安全保障的想法，必须以经济开发、环境保护、人权等“人类安全保障”观点为中心，并从不只是政府之间而且要从民间和自治体制之间的交流、非政府组织(NGO)的活动等21世纪国际社会主要构成要素来考虑。具体来讲，就是：(1)基于人类安全保障的立场，进行安全保障环境的整备。如社民党要在世界范围内阐发和平宪法精神的同时，为消除一切暴力和差距的和平世界而努力;根据宪法第九条规定，要在国会通过“非核不战国家宣言”的决议，要求联合国承认日本“非核不战国家”的地位;保持公正的历史认识，进行战争被害者的补偿和清算，希望早日通过在国会图书馆设置永久和平调查局、查明历史事实的“国立国会图书馆法修正案”以及为解决从军慰安妇问题的“战时性强制被害者问题促进解决法案”，解决战后补偿问题;与北朝鲜进行邦交正常化交涉，早日解决战后遗留问题，即进行合理赔偿(或经济援助)，早日解决绑架问题;向重视以“政府开发援助”(ODA)为基础的社会开发、人权、女性支援、环境保护等“人类安全保障”转变等。(2)削弱对日美安保的依赖，构筑多国间的安全保障体制。如在削弱日美安保条约军事同盟作用的同时，向以经济、文化方面的协作为中心的友好和平条约转变;脱离对日美两国间军事同盟关系的过度依赖，推进亚洲、太平洋多国间安全保障对话;通过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以期缓和东北亚的紧张局势，在六国框架内解决北朝鲜核问题，推进多国间安全保障对话;根据东盟地区论坛和欧洲安保合作机构，在东北亚地区设立“东北亚综合安全保障机构”;优先解除负担最重的冲绳，逐步整理、缩小直至撤消全国美国军事基地;彻底修改在日美军的设施使用、区域、裁判管辖权、经费分担等日美地位协定，确立与早期德国(NATO地位协定)同等的国内法优先原则;反对整备侵害国民基本人权的有事体制，反对日本的战争国家化，反对强制自治体和民间、国民对战争的协助等。(3)缩小、改编自卫队，实现和平宪法的理念。如为实现以宪法理念为基础的政策，制定“和平基本法”，将庞大的自卫队的规模和装备缩小至必要的最小水准，实现非军事手段的安全保障政策;严守专守防卫理念，控制攻击装备的保有量等。(4)在非军事方面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如积极派遣针对海外大规模灾害的国际紧急援助队以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海外合作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遵守PKO(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五原则，在宪法框架内进行人道的国际救援活动;强烈反对自卫队参加以军事行动为目的的多国部队;反对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希望早日撤兵;强烈反对制定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永久法等。(5)实现东北亚无核化以及没有核和战争的21世纪。例如，所有核国家发表不先发制人的宣言，并以条约化为目标;将非核三原则法制化;根据日本、韩国、北朝鲜、蒙古非核四国的一致意见，使核武国家承认创设“东北亚非核地带”;重新评价安全保障理事会，推进联合国民主改革，以非大国主义的民主化联合国为目标;强化国际人道主义法案，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

　　三、对外政策的变化

　　在55年体制下，社民党的前身社会党作为第一在野党是对抗自民党的主要力量，但在如何联合其他政党对抗自民党以至实现政权更迭方面，社会党显然缺乏有效的办法和措施。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党的对外政策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方式比较单一，如既拒绝与左的共产党合作，又与右的自民党对峙，这种以意识形态来决定合作对象的做法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逐渐失去了活力和国民的支持。冷战结束以后，55年体制随之瓦解，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问题相对突出，使得日本各政党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社民党的对外政策有了很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民党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注重政策协调，从而加强了与各政党的合作。冷战期间，社会党一直高举打倒自民党的大旗，并将自己与共产党区别开来。但在冷战以后，随着自身实力的弱化，社会党不得不加强与包括夙敌自民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各政党的合作。从1994年开始，社会党(后改为社民党)与自民党建立了联合政权。虽然后来社民党退出内阁，但仍对自民党政权实行阁外合作的方针。这种阁外合作直到1998年5月底才解除。从这以后，社民党与其他在野党经常加强合作与联系。1999年，执政的自民党与自由党提出要削减比例代表的数量。这是自民党为进一步巩固自身势力范围而采取的一项战略举措。社民党、民主党、共产党3个在野党进行了据理力争，迫使自民党慎重对待此事。随后，为应付执政党的多数暴政，社民党、民主党、共产党于2000年1月底就日本第147次国会所议事项达成合作协议。2000年5月，日本首相森喜郎发表“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的言论。对此，社民党、民主党、共产党、自由党四党举行党首会谈，对森喜郎的言论进行批驳，认为其言论违反了宪法。针对森首相的屡次“失言”，党首会谈还提出由四党共同提出对森内阁的不信任案。2001年3月，在野四党再次提出对森内阁的不信任案。由于执政党在众议院占有绝对多数，不信任案被否决，但在野党以此向国民表明了其态度和立场。2002年12月，社民党与民主党、自由党举行党首会谈，就共同策划以雇佣和经济问题为中心提出议案达成一致意见。可以说，社民党通过与其他政党的合作，改变了自身的形象，不仅获得了国民的关心与期待，而且很好地维护了自身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社民党通过与其他在野党的合作与交流，很好地向国民显示了在野党力量的存在。

　　其次，社民党改变了以前只注重工会而不注重其他社会团体的政策。社民党的前身社会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工会，即“总评”。社会党在党员的获得、选举中提出候选人、提供政治资金、选举中拉票、在大众运动中动员工会组织、会员等各个方面都依赖于工会。但是，当劳工运动逐渐变得保守、右倾的时候，特别是在工会组织实行劳资协调的方针后，激进、战斗的社会党已经不能再对其进行指导，也无法对其施加影响力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不得不调整政策以适应劳工运动的发展。事实上，“总评内部右派的指导与社会党的右倾化是相辅相成的”。(注：[日]岩井章《社会党与总评》十月社1988年版第2页。)1989年总评解散，与右派工会共同组成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简称“联合”)。在社会党—总评集团解体后，“联合”决定支持社会党、民社党、公明党、社民联。这对社会党是个打击。劳工运动的右倾使得社会党不得不适应这种变化。这样，社会党将不得不改变政策，与其他社会团体合作，以获得更多更广泛的支持。目前，社民党与一些非政府组织如日本禁止原子弹国民会议、市民团体和工会组织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和接触。通过这些活动，社民党一方面宣传了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使国民和社会团体了解自己在某一方面或领域的立场和态度，另一方面也吸引国民和社会团体参加本党组织的活动甚至加入组织。如社民党一般每年都要参加禁止原子弹世界大会，这表明了社民党反战、反原子弹的立场。在小泉内阁强行派兵伊拉克之后，社民党开展了阻止派兵、中止派兵和撤兵运动。又如2003年3月，在美英攻击伊拉克一周年之际，社民党积极参加劳动团体和市民团体的集会，并在全国各地进行街头宣讲和集会。

　　第三，社民党加强对外联系，扩大对外交往。虽然身为在野党，但社民党仍然将扩大对外交往和对外交流作为重要方针，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时代潮流的方针政策。2000年3月，社民党主持召开社会党国际亚太委员会。社民党党首土井多贺子提出创设东北亚综合安全机构，得到与会13国代表和3个国际组织的认同。2001年1月，土井多贺子率团访问中国，与江泽民主席就六方会谈及东北亚安全等问题进行了交流。2000年，社民党访问团在韩国与金大中、在俄罗斯与叶利钦就此问题进行交谈。这为社民党后来《21世纪的和平构想》的出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民党继承了社会党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继续与社会党时期的老朋友交往交流。冷战后，尤其是在小泉政权上台以后，社民党加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土井多贺子、渊上贞雄等社民党党首多次访华，加强两党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土井多贺子、山内惠子参加中日女性交流大会，并发表《中日妇女友好宣言》，希望两国妇女努力把中日友好事业推向更新阶段，并积极维护本地区及世界和平，为争取更加巩固的国际和平环境而努力。在小泉内阁一意孤行地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陷入困境之时，土井多贺子多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可以说，社民党推行的在野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执政党的外交失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此外，社民党还注重与社会党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日本社民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但其前身社会党在其前期很少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活动，甚至不认同社会党国际的基本理论。直到社会党改变其基本理论和方向之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欧社会党的崛起，社民党加强了与社会党国际的交流。从1997年开始，社民党几乎每年都要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如1997年，社民党派代表参加社会党国际全球进步委员会，讨论“21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作用”。2001年，社会党国际亚太委员会在东京召开。作为东道主，社民党邀请韩国和朝鲜两国政党参加。会议还发表《东京宣言》，肯定了朝鲜半岛南北首脑会谈的成果。2002年2月，社会党国际召开理事会。担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的土井多贺子在会上就日本和平宪法的意义及在向伊拉克派兵问题上的立场作了说明。通过这些交流，社民党进一步扩大了交往合作的范围，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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