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民族兴衰荣辱的历史记忆

　　历史学在职研究生频道讯：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5周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66周年。

　　二战后，自1946年5月3日始，由中、苏、美、英、法等11国提名的11名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了国际审判(俗称东京审判)，至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其间共开庭818次，庭审记录长达约5万页，文字达1000万，出庭作证的证人达419人，出示法庭证据4336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审判吸引了20万旁听者，其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国际审判。

　　研究东京审判，对发展国际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都有深远的意义。因此，东京审判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今年3月，国家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建“东京审判研究中心”。10月24日，国图和上海交大联合启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编纂出版工作。

　　为配合编纂出版启动仪式，国图举办了“历史的审判——馆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历史文献展”，展出了馆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原件缩微品、民国时期记录日本侵华罪行的珍贵期刊报纸原件、世界各国对二战日本战争罪行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研究文献等400余件，曾参加东京审判的国际大法官倪征的后人送展所藏部分庭审记录及判决书原件。这些文献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意图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源的昭然野心和滔天罪行，直接驳斥了现今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和否认侵华史实言论的嚣张恶行。

　　面对历史 维护和平

　　周和平

　　民国时期是古今中外交汇、新旧思想碰撞的时期，形成了社会转型时期特殊的文化景观;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华民族遭受外侮、充满灾难的时期。民国时期文献正是记录和反映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诸多方面的主要载体，对它的研究极具历史意义。2011年，在文化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国家图书馆和业内相关单位正式启动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全面开展民国时期文献的抢救与保护工作，编纂、影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民国时期文献保护项目实施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战结束以后，为惩处战争罪犯、重建战后世界秩序、伸张正义与维护世界和平，同盟各国依据《波茨坦公告》，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东京审判详细阐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经过，确认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犯罪性质，裁定了日本的战争责任。这一结果的取得离不开中国法官和检察官们的不懈努力。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艰难取证、据理力争，为历史留下了不容辩驳的宝贵证据史料。

　　东京审判作为二战后重大的历史事件，决定了日本战后的政治格局，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历史进程，是战后日本和远东国际关系新格局的起点，某种程度上说，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些重大战争遗留问题都可以追溯至东京审判。

　　我国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早在东京审判尚未结束之时就已开始，但因战乱与政治等因素，相关研究并不深入。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京审判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至上世纪90年代，相继出版了介绍与研究东京审判的专著、译著、资料汇编与论文。中国学者既肯定了东京审判在伸张正义、鞭挞战争犯罪、呼吁世界和平、战后惩罚战犯、确立中国的大国形象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又抱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检讨了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罪行清算不彻底的问题，谴责了战后日本右翼在战争赔偿问题、慰安妇问题、承担战争责任等方面无视历史的错误行径。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最大、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重要贡献的国家，同时也是参与东京审判的主要国家之一，理应在东京审判的评价问题上有主要的发言权，特别是应系统地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言论。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东京审判第一手资料的积累、研究的深入以及与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都还有大量的工作亟待开展。在此背景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的编纂出版工作，正是符合并满足国内学界对东京审判第一手文献资料迫切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11年，国家图书馆与上海交大合作建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逐页检查了近五万页馆藏庭审记录，今年4月，国家图书馆又派员专赴美国深入挖掘史料，搜寻补得7000余页，基本补齐庭审记录原始文献，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的编纂出版奠定了基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将展现东京审判的全过程，这是通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消除歧见与争论的有效途径，也是驳斥“东京审判史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非法论”等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歪曲和否认侵华史实言论的强有力的武器与佐证，将有助于在整理、保护珍贵的历史文献、推动对东京审判的关注与研究的基础上，为解决现实争端提供历史依据与法理依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的庭审全记录，内容包括法庭成立、立证准备、检方立证、辩方立证、检方反驳立证、辩方再反驳立证、检方最终论告、辩方最终辩论、检方回答、法庭判决的全过程。该书将成为民国时期文献保护项目的重要成果之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两国既有源远流长的交流历史，也有侵华战争的痛苦记忆，更有邦交正常化后合作与分歧的经历。在漫长的历史交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得以播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两国人民曾在和平交流中得以共享人类文明与东方文化的福祉。强调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是建立健全中日关系的基础。整理出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就是要面对历史、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为子孙后代留下关于本民族兴衰荣辱的完整历史记忆，是我们这代人、尤其是国家文献资源建设者应当负起的历史责任。编纂出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将成为我们保护珍贵历史文献的重要成果，也将是一项宏大出版计划的开端。随着文献征集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国家图书馆将继续出版民国时期珍贵的历史文献，提供社会、同胞和学者同仁使用，务使这些成果化身千百，为更好地保存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为国家的文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国家图书馆馆长)

　　掌握东京审判的发言权

　　步 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德国的纳粹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进行严厉的制裁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正义的主张，所以作为战后处理的重要一环，在日本的东京建立了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国际法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的战争指导者进行审判。

　　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控辩双方都提出了2万多页的庞大的证据资料，经过庭审，提出了厚达1218页共10章的判决书(英文本)，在认定了战犯的一系列罪行后，对28名战犯予以判决。日本通过旧金山讲和条约承诺作为国家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从而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

　　东京审判通过公开战争期间大量的秘密资料和重要的证人的证词，把日本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罪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世界及东亚战后的历史和中日关系史来说，东京审判都是相当重要的历史过程。

　　但是，在战后，东京审判所提出的理念并没有被贯彻到底，特别是随着战后冷战局面的开始和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抬头，对东京审判持否定意见的主张也开始抬头，掩盖日本战争责任的风潮开始增强，原来的战犯有的摇身变成了政治家，制造出了所谓“东京审判史观”、“有条件投降论”等否定东京审判意义的主张。

　　另一方面，对事后立法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的认识上，在东京审判法律条文原则是否完备的法理问题上，在对日本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是否认真的问题上，在日本对亚洲各国人民的战争犯罪的审理是否到位的问题上，东京审判也确实存在诸多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患，成为否定东京审判的一些日本右翼的口实。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最大、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重要贡献的国家，同时也是参与东京审判的主要国家之一，理所当然地应在东京审判的评价问题上有主要的发言权，特别是应系统地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言论。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的影响，战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够充分的，无论是资料的积累、研究的深入、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等方面，都有大量的工作亟待开展。

　　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首先需要将东京审判的第一手资料整理出版。只有在认真阅读当时的审判文件的基础上，研究人员才能够对东京审判各个层面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才能在面对攻击东京审判的正义性质和否认日本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论面前有充分的发言权。而只有真正掌握对东京审判这一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有重要意义的审判的发言权，才能对日本的右翼及保守势力的谬论做出有说服力的回应，同时也符合在国际社会崛起的中国的国际地位。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从季南的建议谈起

　　程兆奇

　　1950年4月21日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国际检察局(IPS)局长、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给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为经济的理由公开出版东京审判庞大的记录不现实，所以我最近姑且只关心公开出版各法官的意见和开头陈述(检察方和辩护方)的决定。

　　我并不满意于这个决定，但还是有若干理由。我提议对公开出版起诉书、开头陈述、判决中各法官的意见及审判经过的概要应予认真的考虑。多数意见判决对详细的法庭证词只作了有限的引用，与之相比，帕尔法官的反对意见则作了丰富的征引，有鉴于此，特别提出这一提议。在这一状况下，帕尔法官的反对意见被不当的强调，极易遭致误解，对批评审判者而言，作为不认可多数意见判决而导致误认诉讼全体的结论。然而，如果附上充分引用检察方极为慎重准备的详细的审判资料和法庭证言的概要，我认为多数意见判决的主旨是适切的。我在此概略说明的计划，衷心希望阁下能理解。

　　对我国读者不太熟悉的信中的内容，我想稍作解释。

　　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简称)作为苏联以外51个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中唯一的甲级审判(从惩处发动战争罪的角度说，也可以说是唯一追究国家责任的审判)，无论对反法西斯同盟国还是日本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推翻东京审判的企图从开庭之日直至今天在日本从未间断。在否定东京审判合法性的各种议论中，上信提到的“帕尔法官”的“反对意见”占有特殊的地位。帕尔是东京审判印度派出的法官，对东京审判多数派持异议的法官并不止帕尔一人，但只有帕尔认为被告全员无罪，从根本上否定东京审判。

　　季南“极易遭致误解”的警觉并非杞忧。帕尔“丰富征引”、长达1200余页的“意见书”，在东京审判宣判之前已为被告和辩护方所知，以后在日本被广泛引用，还不断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版，成为否定东京审判议论的最重要的法理“依据”和“道义”源泉。虽然详尽反映检方观点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日后得以出版(日文版，1968年由雄松堂影印出版;英文版，1981年由加兰德、1998-2006年由梅伦出版社两次出版)，但否定观点久已先入为主、“深入人心”。

　　在此仅举一例。开庭不久，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美国人辩护律师佛内斯、布莱克尼等人就法庭管辖权问题提出了连篇累牍的尖锐质疑，考虑到辩护方的无休止纠缠将使审判无法正常进行，庭长韦伯宣布对管辖权问题“全部驳回”。长时间来日本否定派在认为东京审判不合法的同时，也一直强调检方和法庭对管辖权质疑的充耳不闻，粗暴拒绝。影响所及，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的印象日益强化。其实翻开庭审记录便可清楚看到，对管辖权的质疑，不仅季南作了有针对性的说明，英国检察官科明斯结合国际法权威著作和近代以来的国际法、国际条约有关发动战争和战争犯罪的规定也作了充分说理的回应。

　　季南刊布“检方极为慎重准备的详细资料”的建议由于当时冷战的国际形势而未能实现，错过了第一时间制止否定东京审判论调泛滥的时机。但季南作为东京审判检方代表的建议今天仍有意义。它告诉我们：作为对日本战争罪行定谳的最主要审判，东京审判虽然随着它的宣判、执行而告一段落，但东京审判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从法庭之内的辩护方到法庭之外的否定派，也并没有因为1948年11月12日16点12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闭庭而停止对判决以至于审判本身合法性的攻击和否定。因此，联合国对日审判的正当性，从更大处说二次大战东亚战场的历史定位，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还需要我们通过不断努力加以维护。

　　从被害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损失之大而言，中国都是东亚战场的最大受害国，中国和东京审判本应有最密切的关系，本应占据着评价、解释东京审判的中心位置，但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东京审判的研究少之又少，和西方、日本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比，我们大大落于人后，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迄今没有出版东京审判的基本文献。而在浩如烟海的东京审判档案文献中，庭审记录是居于最重要地位的核心文献。所以，作为东京审判研究的第一步，编纂出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当务之急。这一步我们已走晚，但晚了也要走，晚了更要走。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

　　反省历史才能防止历史错误重演

　　杨天石

　　1945年7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武装部队尽速无条件投降，其第六项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远剔除。”第十项规定，对于战犯，“将处以严厉之法律制裁”。同年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接受《波茨坦公告》，保证忠实履行其条款。次年，同盟国决定由中、美、英、苏、澳、加、法、荷、新、印度、菲等11个国家各自推荐一名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日本战犯。凡参与策划或执行上述罪行的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及共犯者均在其列。自1946年5月起，至1948年11月止，法庭以两年半时间，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0名，受理证据4300件以上，共审判甲级战犯28名，确定对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驻缅甸总司令木村兵太郎，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首相兼外相广田弘毅，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陆军中将武藤章等七人处以绞刑，对陆军大将荒木贞夫、梅津美治郎等16人处以终身监禁，对外相东乡茂德和重光葵分别处以20年或7年有期徒刑。这是国际正义对法西斯邪恶势力的审判。它虽然有缺点，有不彻底的地方，但是，它确定了日本对华和对亚洲战争的侵略性质，打击和清算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确立了追究侵略战争中个人应当担负责任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既是法律裁决，也是历史裁决。

　　然而，多年来，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并不愿意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裁决。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这样或那样地美化日本所推行的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战争，为被处死和判刑的战争罪犯翻案，以图最终推翻远东军事法庭所做的正义判决。有人把日军对中国的侵略称为“进入”，对东南亚的侵略称为“解放”。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至今还供奉着14名日本甲级战犯的“神位”，那里的书亭还在公然出售攻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为“非法”的著作。每年都有日本政府的要员和议员前去参拜。日本政府居然有官员说：“战争是双方都做了坏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值得怀疑”。今年10月18日，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国会议员居然有67人之多。被处绞刑的大特务土肥原是日本冈山人。1985年我访问日本，在冈山地方居然还发现了当地为土肥原等人树立的纪念碑。这真是“斯可忍，孰不可忍”的严重事情!

　　近年来，我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日本庆应大学的山田辰雄教授三人，共同发起进行一项世界性的课题《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参加者有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俄罗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已经开过四次国际讨论会。与会日本学者大都和我们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但是，也有个别文章反映日本右翼的观点或影响，例如，把日本掠夺中国的图书、文物称为“保护”，认为日军在中国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是因为“恐惧、紧张”等。这就说明，日本右翼势力的观点对历史学，特别是对一些年轻的日本学者还有影响。学术可以争鸣，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确定的原则绝不允许否定或动摇。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政治指南和人生指南。正视历史，总结历史经验，认真反省历史，可以端正今后前进的步伐和方向，防止历史上的错误重演。多年来，中国和国际历史学界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做过许多研究，我国先后出版了东京审判亲历法官梅汝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梅汝璈日记》、《梅汝璈法学文集》，出版了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和首席顾问倪征的部分著作，但是，大家的共同困难是原始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出版还太少。现在国家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联手，以英文原文形式影印出版近5万页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完整地再现了东京审判的全貌和全过程，将有助于人们对这一世纪性的审判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对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研究。一切善良的、爱好世界和平的人，包括广大日本人民，会从这些资料中得到启示，而少数梦想重走，或变相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日本右翼政客也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得到教训。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原文转载于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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