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优秀博士生培养之路任重道远

　　中国作为全世界第二大博士生培养国，2012年中国在校博士近30万人，毫无悬念第5年博士产量稳居世界第一，我国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最好的大学和美国最好的大学在博士生培养方面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怎样才能培养一名优秀的博士呢?国家、学校该为博士生培养创造哪些环境?日前，在中国计算机学会(CFF)举办的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上，这些问题引发了专家们的深入探讨。

　　建立淘汰制，消除“放水”现象

　　“国内高校可能50%以上的博士生无法达到欧美大学博士毕业的水平。”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胡事民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有关数据显示，在美国，只有49%的博士生可以在10年内毕业，其中工程博士生5年内毕业率仅占35%，10年内毕业者占到64%。而我国虽然每年总有延期毕业的博士生，但能够如期毕业的学生依然占了绝大多数。

　　毕业“放水”是导致我国博士生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把博士生队伍中“掉队者”合理分流，则是提高质量的一条途径。

　　胡事民算了一笔账，假如发表论文3分以下(根据CCF公布推荐的国际会议和期刊目录，A列算6分，B列算3分，C列算1分)的博士生淘汰或延期毕业，提高毕业论文要求，清华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生平均分可达到7.88分，“这就相当于计算机强校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发表论文的水平”。如果挑选清华前20名的博士生跟美国名校博士生相比，论文发表情况可以超过普林斯顿大学和南加州大学。

　　“然而，不同于国外高校博士生培养中的高淘汰率，我国博士生无论优秀与否总能以博士学位毕业，从总体上拉低了我国博士队伍的质量。”胡事民解释，所谓的“淘汰”，指的是博士生因科研能力有限，主动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申请以硕士学位毕业，参加就业。

　　淘汰机制本是一件方便学生寻找出路的好事，但在执行中却困难重重。胡事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博转硕不仅需要社会认可“读博失败，并非人生失败”的观念，而且我国博转硕审批的流程还须经学校研究生院、教委、教育部的层层审批，非常麻烦。

　　不只有上述的不便之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陈小武指出，更为麻烦的是，博转硕还涉及户口和档案派遣问题，“这也许是中国独有的，也造成了在国外顺利进行的博转硕，在我国行之不畅”。

　　培养技能，而非告之毕业窍门

　　一名优秀的博士，究竟是导师带出来的，还是自己努力而来的?

　　在陈小武看来，毕业时光有博士学位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捧走一个“金饭碗”。“这个"金饭碗"指的是博士未来需要锻炼的能力，而这项能力恰是在博士论文中看不见的。”

　　陈小武告诉记者，一些中国学生赴美读博，没几年就嚷着要毕业。而事实上，博士生到最后半年或一年最能出东西，此时才是合适的毕业时机。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AMD中国研究院主任谢源认为，一名博士生能否毕业，关键要看他的能力达到何种程度。其中，培养5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谢源解释，第一是评价，比如评价他人学术文章的水平高低。第二是远见，比如读博的前两三年打算往哪个方向发展。第三是设计，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第四是执行，导师设计方案，博士生负责执行。第五是交流，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学生外出参加会议，我会要求他们每人必须带10张名片回来”。

　　他指出，第一、第二种能力较难培养，第四种能力最易养成，稍优秀一些的学生拥有第三种能力“设计”，而是否掌握“设计”这一项能力也是回答“究竟导师培养优秀学生，还是优秀学生靠自己努力”的问题的答案。

　　“用一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导师应该格外注重培养博士生所获得的技能，而不是一味地告诉博士生该怎么做才能顺利毕业。”谢源说。

　　减少后顾之忧，重塑学术理想

　　事实上，高校里也不乏有提前达到毕业所规定的论文要求的博士生。但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止步当前，或是流连在咖啡厅里琢磨创业的点子，或是陪着女朋友安享闲适的日子。

　　“跟学生讨论学术比较容易实现，但要改变他们的思想非常困难。”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系教授卜佳俊表示，尤其是博士生毕业临近30岁，很快要面对这个年龄段的外部环境压力。

　　导师固然会尊重博士生毕业后的各种选择，但对学生丧失学术兴趣、缺乏进取心也颇感痛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生存压力是影响博士生学术上进的一大重要原因。据了解，国内博士生的补助普遍偏低，多在1300元~2000元，而在欧洲的博士生待遇几乎相当于讲师或助理教授的水平，如果讲师或助理教授每月能拿到2000欧元，博士生可以拿到1500欧元的补助。“我们不能仅仅把博士生当学生看待，而是要把他们视作员工，让他们体面地作研究。”胡事民说。

　　另一方面，不管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都遭遇到就业难题，各大企业对高学历学生的需求使得许多学生因此继续攻读更高的学位，期待市场情势的转变，就业市场的供不应求最终造成博士人数的急剧增加。

　　谢源表示，国内大企业的高薪诱惑进一步导致了优秀的博士逃离学术。“如果能像国外大学一样，博士留校工作的待遇比企业还好，情况也许会大不相同。”

　　此外，科研氛围是影响博士生日后选择的一大因素。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黄凯奇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他遇见其他组的一名很出色的博士生，问及毕业后是否留下，对方很坚决地回答“不留”，“原因是导师每天活得压抑、没有自我，如果我留下来不会比他好到哪儿去”。

　　为了培养学生们的科研兴趣，胡事民早在学生大一、大二之时，就带着学生进实验室做项目;遇到优秀的外校学生，他还会出路费请他们到清华交流，说服一些优秀的学生选择清华读研、读博。“但是，比起说服学生读博，怎样激发博士生的学术兴趣似乎更难办到。”

　　20世纪末中国教育制度发生的最巨大、最有深远文化意义的变化是包括博士招生制度在内的研究生制度的建立。中国自己培养的研究生在开放的环境中从事对中国文化发展有实际意义的文化活动。